厌常喜新 慕奇好异

晚明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大变革的时代，嵇文甫先生称之为“转型期”。是否“转型”，姑且不论，但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———新经济因素不断萌发，新思想观念势如潮涌，而最能反映社会大众行为方式、生活追求、价值取向的社会风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中国古代社会，统治者为了严格等级秩序，强化礼制，都奉行“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），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区分尊卑贵贱。于是，就出现了“见其服而知贵贱，望其章而知其势”（贾谊：《新书》卷一）的社会风俗。明代统治者更把这种生活方式的贵贱差别视为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，用严刑峻法予以强化。然而，明中期以后，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，社会风俗中越礼犯分者愈来愈多。如范濂的《云间据目钞》记载：江南，在正德、嘉靖以前，“南部风尚最为醇厚”；那以后，“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，犹江河之走下，而不可返也”。此类记载在当时的官方文献、野史笔记、文集及方志中俯拾即是。这一变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以东南富裕之区最盛，遍及南北。其传播形式由城镇向乡村、由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同时进行。

晚明社会风俗的剧变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，以追慕新异、讲求奢华为主要特征，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其中，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重要节日等尤为突出。人们互相效仿、攀比，铺陈、挥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并引发大量越礼逾制现象。

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，服饰最能体现财富、身份地位和意趣，因而能够最直接、最敏感地反映生活习俗的变化。晚明服饰的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接。《阅世编》卷八记载，一些地区时兴宋锦、唐锦，尔后又追求汉锦、晋锦，不久“皆称厌物”。而小康人家衣饰上无大红不穿，就连婢女也非以大红饰衣不可。八品官配着朝中官服，一些教坊司乐工的穿戴竟与朝臣无异，宫中打杂太监也穿起了蟒衣———图案仅比龙袍少一爪。更有甚者，只有皇帝才配使用的龙纹，也开始在民间出现，团龙、立龙等成为寻常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。人们似乎完全忘却了风俗生活中的种种禁令，追求绚丽多姿的风采。

除了服饰之外，住房、饮食、舆马及日用品等方面也是肆无禁忌。明初，富人可以拥有数十所房舍，但每一房舍的厅房不得超过三间，更不可用瓦兽屋脊，彩绘梁栋；家具不许用红漆金饰；酒具只能用锡、银或漆器，不准用金盏；轿子只准三品官员乘用，其他官员可以骑马，庶民不能越分。然而，时至晚期，这些禁令已经名存实亡。如住房方面，人们由草舍而瓦房，由无厅而有厅，由低矮而高广，由三间而多间，由朴实无华而重檐兽背。总体上体现出由奢而僭的趋势。饮食方面，人们一反前辈俭素的传统，纷纷向富家大户看齐，菜肴、器皿，皆备求精巧，即便是“寻常宴会，动辄必用十肴，且水陆毕陈，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”（何良俊：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三四）。当时，竟有谚曰“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，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”（嘉靖《建宁县志》卷一）。舆马方面，人们随心所欲，向来严禁乘轿的优伶、家奴，有的公然乘坐八人大轿，招摇过市。晚明的京师，“人人皆小舆，无一骑马者”（顾起元：《客座赘语》卷七）。一时间，明朝的所谓“国制”，皆失其效，民众“僭滥”到了极点。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尚俭抑奢、含蓄节制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。然而，在晚明的风俗剧变中，人们抛却了陈旧的价值观念，追求全新的物质享乐，企望以此来体现个人的社会身价和地位。如有人从典肆中寻觅破旧缎服，翻新改制，穿上与豪华公子列座；有人家无担米之储，却耻穿素布；有人用一年的生活费用，制一裳而无余。而穿着简朴、陈旧，则备受邻里嘲讽。心态的变化，造成了观念上强烈的鄙俭耻素，人们不顾家庭、经济、职业、身份等条件的限制，无视奢侈挥霍的基础和实力，无所顾忌地崇尚虚荣，一味追求生活上的奢华、奇异，一时“人皆志于尊崇富侈，不复知有明禁，群相蹈之”（张瀚：《松窗梦语》卷七）。

晚明社会风俗中一浪高过一浪的越礼逾制的浪潮，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。它动摇了传统的等级名分，破坏了固有的等级制度，瓦解了陈旧的人际关系体系。奢靡之风的流行，空前地树立了金钱的地位，金钱一度有了比门第、人品等更为诱人的魅力。只要有钱，可“良贱不及计，配偶不及择”（龚炜：《巢林笔记》卷三）。商人经商在外，其妻子、族人完全以其收获多少来评判其好与坏，进而决定爱憎之情。其他人际关系也是如此。这种世风，对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了最有效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人们追异慕奇而形成的一些时俗也逐渐在民众中间沉淀下来，成为广为传习的社会风俗。例如色彩，普通百姓严禁使用大红、鲜黄，然而，晚明以后逐渐成为民间普遍认同的富贵色。这种欣赏习俗因此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，至今民间仍广泛存在。